只缘身在此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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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富有才华的诗人多如繁星，苏轼正是星群中一颗晶莹绚烂、光芒万丈的巨星。他在诗词、散文、书法上都是开创者，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几百年来深受人们的景仰与喜爱，在看完李时英同志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苏东坡》后，我觉得世人对他的推崇是恰倒好处，苏轼也是实至名归，实在是当之无愧。
但是，我们对苏轼的了解往往只局限于他在文学上的种种美誉，而他在政治仕途上的政绩却或多或少被后来人忽略了。同样，在看完李时英同志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苏东坡》后，我对他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更加有了深刻的认识，对他的整个人生也就有了更为客观和完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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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卒于徽宗靖国元年，享年六十六岁。翻开史页，我们可以得知，这期间宋朝算是相对地安稳，但是也是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年代。
苏轼是中小地主出身的封建仕大夫阶层的典型人物，打小就受到家学的熏陶，且博览群书。在“庆历新政”变革空气的激荡和影响下，他早期就有要求变法的政治倾向。他对豪强兼并的“已成定局”有所不满，提出要“变政易令”，并针对当时“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等社会政治弊端，提出过一系列的改革主张。
但到了王安石实行变法，他却表示反对，而且有颇多微言，甚至还严加指责。他是这样批评神宗的——“求职太速，用人太锐，听言太广”，而突出强调“以简易变法，以清净为主”，这样一来，可见他的立场完全与守旧派们同出一辙，毫无差别了。所以他也因此多次遭到当时的政敌——以附和办法而窃取高官厚禄者的攻击，以至在后来出现的“乌台诗案”中还险些丧命。
神宗殁后，朝廷起用守旧派司马光，全面废除了新法，而此时的苏轼对守旧派的施政方针却又持不同的意见了。他没有害怕曾经遭受的牢狱之灾，而是怀着对国家前途的忧患之心，直言不讳地提出，不能够一概废除新法中的可取之处。
苏轼对新法的反对，以及王安石的攻击、司马光的责难，这一连串的变异是从何而来的呢？在李时英同志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苏东坡》中，我们得知：苏轼的思想是复杂的，儒家的中庸、道家的清净、佛家的超脱，他都兼收并蓄之，于是形成了他在政治上和创作上的种种矛盾。他的这种政治态度的前后不同，正是宋代社会的重重矛盾在这个敏感而正直的诗人思想中的反映；与此同时，这不但还反映了他自己保守落后的政治倾向，也更加反映出了新法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距离和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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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世界就是矛盾的统一体，有正则有反，有对立则有统一。苏轼的人生轨迹显然就是矛盾下的统一体，于是，他在政治上的不得志与矛盾心理使得他的情怀在诗歌中任意驰骋，天马行空。
从苏轼的诗歌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一直以“忘躯犯颜”、“直言敢谏”自许；也一度以“建功立业”、“致君尧舜”自负。可是，他在仕途上的种种表现却又不尽如人意，相反，还有那么一点畏首畏脚，以至于自叹衷肠，庸人自扰。
在做地方父母官时，他能够大显身手，造福一方，但是到了朝廷急召他回宫受职时，他却总是诚惶诚恐、瞻前顾后，可见，苏轼自始至终都在坚守自己“独立不倚”、“威言威行”的名节，也就是说，他永远是在明哲自保。对待朝廷的乌烟瘴气，他只能够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而自己又爱莫能助。对待“洛党”等乌合之众的诽谤，他也无可奈何，采取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随遇而安的处世之道。他没有勇气从世俗的樊笼里跳出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博得属于他自己的一方天地。于是，他义无返顾地选择了退缩、并且三番五次地“上章求郡”，如此等等实际上是他在逃避理想，躲避现实。于是乎，在他看来，只要远离了朝廷，也就求得了安身之所，求得了立足之地。
苏轼的退缩与他曾经的抱负格格不入，在这一矛盾的驱使下，他只有把自己的一片赤子之心化作满腔的激情，在做地方官时不遗余力地想人们之所想，急人们之所急，尽力做好一名人民的公仆，从而受到了地方众多百姓的爱戴。仕途上的不如意换来官场上的一片盛赞，着实是苏轼最好的慰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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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在《文赋》中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意思就是放弃早晨开过的花朵，目的是要使晚间未开的花朵开放。
我们后来人在众观苏轼的一生中可以看出，苏轼在仕途上的所作所为，用他写庐山的那首富于哲理性的诗篇：“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最后一句——“只缘身在此山中”来概括是最恰当不过了。从长篇历史小说《苏东坡》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当时的社会里，政治犹如一座高山，太多的读书人把自己的鸿鹄之志与远大抱负都寄予在仕途之中。这座山可以说是无数读书人出人头地的捷径，他们在登山的路上蹒跚前进，但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轻易慢下步调，而是继续前行着，徜徉在山间。苏轼也不例外，他走上了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将自己充裕的才情与满腔的热血都花费在通往高山的征途之上了。尽管他在仕途上磕磕绊绊，但他无时无刻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理念中的一相情愿都只能在其创作中得以宣泄，既淋漓尽致，又一览无遗，让后来人对他的认识也更为透彻。
然而，苏轼并始终没有放弃这条“登山”——仕途之路，因为他把对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关心和对下层劳苦人们生活的关注，永远填于胸中。而他在政治上的种种矛盾则更加凸显了他在这条“山道”上的寻寻觅觅，终究是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缘故，让他不能够轻松离开。在他用双眸看清楚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确实相差一段距离、尤其在看透朝廷的浑浊、“洛党”的蛮横之后，再加之自己的心力憔悴，于是，他义无返顾地选择了远离朝廷，从而他也未能使他自己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也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缘故，苏轼靠近了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人民，并与他们息息相关，用自己一颗慈善的心赢得了好的口碑，并且流芳百世。
（作者单位：雁峰区联社）